選了文科，這輩子就沒救了嗎？

如果你是文科生，或者更為“不幸”，是一個人文學科的研究生，很大概率你會遇到下面這樣的問題：

“你學這個有什么用？”

“這個和我們有什么關系？”

“你這個……（眉頭一皺，或者是意味深長的‘嘖’）好找工作嗎？”

“你們專業是女孩多吧？”

很難再有一個比“文科 Vs. 理科”更古老、更能集合各類偏見的討論了。大部分人在小時候就聽過那句“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號。在填報大學的時候，各類“志愿填報避坑指南”里的“坑”基本上也指的文科專業。

理科學霸余周周毅然選擇了文科后，家人和老師都嘗試勸退。/《你好，舊時光》劇照

人們搬出各專業的錄取率、就業率、薪資待遇等各類數據，經過一番橫向、縱向的審視之后，幾乎可以不費力地得出一個結論：文科不行。

文科生似乎早就習慣了，甚至是默認了這個結果。但似乎我們很少思考過，為什么文科不行？為什么它越發被邊緣化？它的危機到底在哪里？

廢除“沒用的文科”！

2015年6月，日本文部科學省下發了一份名為《關于國立大學法人等組織及業務的集體調整》的通知，看起來尋常的一份通知，卻引發了一場輿論風暴。

日本學者、前東京大學副校長吉見俊哉在《“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里記錄了這場風暴的始末，并且借著這場風暴，重新思考了日本大學所面臨的困境。

《“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

[日] 吉見俊哉 著，王京 / 史歌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8-1

這份引發輿論風暴的文部省的通知里寫道：

“特別是師范類學部及研究生院，人文社科類學部及研究生院，應充分考慮18歲人口的減少及人才需求、教育研究水平的確保、國立大學的使命等要素，努力制定組織調整計劃，積極嘗試廢除組織以及向社會需求較高的領域方向進行調整。”

故事是從折木奉太郎被姐姐逼著去復興古典文學部開始的。/《冰菓》劇照

《產經新聞》《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讀賣新聞》等媒體相繼跟進，“廢除文科學部”的討論蔓延開來，“現代的焚書”“卑劣的企圖”“安倍在毀掉日本的大學”……排山倒海的批評幾乎將文部省湮沒。

可是媒體的輿論對文科的“捍衛”，卻很難真正地改變文科的危機。

日本（事實上不只日本，還包括很多國家）面臨的第一個危機是人口的下降。

根據日本內閣公布的數據，2021年日本人口已經連續11年下滑，相比2020年下降了64.4萬；15-64歲的勞動人口總數比2020年下降了58.4萬；14歲以下的人口占總人口的11.8%，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28.9%，創下歷史新高。

日本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青少年人口急速減少，但是日本卻是全世界“大學泡沫”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在“廢除文科學部”風暴產生的2015年，日本有780所大學，與日本相近的韓國僅有200所，英國、德國兩國則有300-400所，即便是人口多于日本、國際學生更多、高等教育發達的美國也不到3000所。

日本的人口結構圖。/Wiki

許多日本的大學面臨嚴重的招生問題，招生數量的減少讓許多大學更為拮據，因此不管是本科還是研究生院，為了爭奪生源，許多學校降低了入學標準，為了迎合企業和行政的要求而設計專業。

由此，大學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大學/研究生也不過如此”的想法潛移默化地蔓延開。用吉見俊哉的話來形容就是“（各學部）仿佛是陳列在超市柜臺上供人根據名字來推測其味道并進行選擇的食品一樣”。如果大學的專業如同超市商品一樣易得、平價，那么大學式微也就不是怪事了。

文科的第二個危機則是長久以來，人們“重理輕文”觀念的形成。

日本自本世紀初，建立“帝國大學”系統用于服務日本的帝國主義戰爭開始，就極重視理工科，而常有反戰之聲的文科卻被邊緣化；經歷戰后整改，日本的經濟恢復，開始高速增長，1957年文部省制定《科學技術者培養擴充計劃》，擴充理工科，它的影響持續至今。

雖然在2001年，日本學術會議在《21世紀人文社會科學的作用與重要性》里重申了文科的重要：

“無論是構建可持續發展乃至循環型的社會，還是在生命科學中面對克隆人、轉基因食品、產前診斷、基因個人信息等問題；無論是思考信息技術帶來的光與影，還是處理現實社會的各種紛爭，在設計解決這些問題的綜合性方案時，都應該重視人文社會科學的作用。”

《逃避雖可恥但有用》劇照。

但“文科無用”的論調早已深入人心，不管是硬件還是軟件方面，文科得到的重視與支持，都遠遠少于理工科。

在媒體集體為“廢除文科”發聲的時候，大眾似乎忘記了“文科無用”的思維是怎樣系統性地傷害了文科及大學教育本身。

看見的與看不見的

“文科無用”論并不新鮮，吉見俊哉總結了兩種反駁文科無用的論點：第一種是，文科雖然無用，但是很重要。第二種是，人文學科在短期看似是無用，但長期來看卻非常重要。

在吉見俊哉看來，第一種說辭雖然是站在文科的角度，但是卻把文科作為了理工科的裝飾，后者才是反對“文科無用”的正確方法。

仔細去分析“有用”和“無用”的界定，就會發現它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在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里，他認為“基于量化、簿記、理性使用資本和按照資本主義凡事理性地組織勞動成為經濟活動的主導方式”是資本主義在歐洲大獲全勝、并且迅速在世界范圍內成功的原因之一。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德] 馬克斯·韋伯 著，閻克文 譯

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

“量化”“標準化”“理性”可以帶來更好的發展、更大規模的利潤，這樣的想法潛移默化地改造著人們對教育的看法，因此，無法被量化和標準化生產的文科便逐漸走向邊緣。

詩和遠方都沒辦法被量化，卻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死亡詩社》劇照

如果看不見20年、30年、50年的長時段里文科能夠發揮的價值創新的作用，那無疑是短視的。

吉見俊哉舉了日本的walkman（隨身聽）和美國生產的iPod和iPhone的例子，他認為日本在隨身聽的生產上雖然已經近乎完美，甚至還在不斷進步，卻無法和后來崛起的iPhone抗衡，原因便是蘋果革新了理念，將人和電腦的關系進行了新的整合，完成了行業價值的轉換。

“價值轉換意味著概念框架自身發生變化，與在給定的框架內制造出優秀產品的行為屬于截然不同的層面”。

單純靠理工科，是無法創造出價值轉換的。但更遺憾的是，這種價值轉換在短時間內是被視為無用的東西。

文科的危機是大學教育的危機

但我們所說的“文科危機”，也并不能都怪罪于政策制定者或者大眾的“短視”，也應該思考到大學制度在當下的變化。

更為直接地說，“文科危機”事實上是大學的危機。

相比前文里吉見俊哉不客氣地說大學專業是“陳列在柜臺上供人選擇的食品”，托馬斯·M.尼克爾斯在《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則更為直接地指出了現代大學的弊端：

“當今的大學不再把學生當作學生對待，而是給予客戶的待遇。甫出高中校門的年輕人，尚未養成自律這個在追求高等教育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習慣。到了大學，受到物質和理智上的雙重誘惑，學習上的一些壞毛病不斷強化。……大學教育的商品化，不僅嚴重損壞了學歷的價值，也摧毀了大學在普通美國人心中的意義。”

《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

[美] 湯姆·尼科爾斯 著，舒琦 譯

見識城邦 | 中信出版社，2019-3-20

不僅僅在美國和日本，在世界范圍內，大學學歷的含金量不斷地下降，而社交網絡也正在加速這一過程，比如 #建議專家不要建議# 屢次登上熱搜，也說明了在碎片化的時代下，專家處于一種危險的境地，它有可能傷害到全社會對教育機構的信任。而這一觀念造成的惡性循環，是全世界范圍內的反智主義的興起。

另一個應當關注的大學危機，是“博雅教育”變成“小資教育”的危機。

近兩年，在意識到人文學科危機之后，越來越多學校開始了“博雅教育”，但北大教授蘇力就提醒，要防止“博雅教育”變成“小資教育”。這種教育如果只強調仁愛、人道或者只突出溫情和善良，而忘記人性的復雜性，那也是極為危險的。

讓文科發揮更大的價值，這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死亡詩社》劇照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危機？

借由《“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一書，我們可以看到文科教育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需要面對的問題，它有用，且是在長時段內能夠發揮大作用。但是，因為大眾觀念、大學制度、政策制定者和經濟等綜合因素的影響，它日益被邊緣化，邊緣化的后果即是它變得越發“廉價”，并且越發“無用”。

吉見俊哉給出的針對日本大學弊病的方案是長遠地看待教育。

培養多樣化、復雜化、流動化的社會里充分發揮自身能力的年輕人。

提倡終身教育，或許第一次進入大學可以學“功利性”強的學科，比如法學、理工科等，而之后再次進入大學深造，可以學習人文社科。十年或者十年以上的時間差，可以讓文科發揮更大的價值，對理工科學習者也更有助益。

而大學專業的設置也應該更加注重普世性、有用性、游戲性。改變教育觀念，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

這些建議在我們看來或許過于“理想化”，但是思考到全世界都將面臨的老齡化危機、專家信譽度下降、知識結構需求的改變等問題，或許這將是正確的方向。